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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气候政治陷入迷失 全球僵局短期难打破

民粹主义政治家已经让美国的气候变化努力草草收场,简.麦克贾克指出,它所造成的全球僵局在短期内还没有被打破的迹象。

  “世界对美国在碳外交方面的领导力已经丧失信心,没有法律后盾的政治承诺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

  “不需要天气预报员告诉我们风向哪边吹,”鲍勃·迪伦用沙哑的声音唱道。但给越来越多把天气和气候混为一谈的选民一点指导是无伤大雅的。

  旨在遏制全球变暖的政府措施,注定要激起美国自由主义的茶党民粹主义者的甚嚣尘上,对于温室气体排放危险和气候变化中人为成分的科学警告,他们嗤之以鼻。大部分茶党成员把碳法规和交易机制当作“保姆国家”令人厌烦的干预。萨拉·佩林(2008年总统大选中的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在阿拉斯加州长任期上中途辞职)是一个极端的逆潮流者,她把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称为“一堆伪科学”,以此来笼络那些气候变化的“怀疑论者”。

  新任众院议长的共和党议员约翰·博纳说:“那些把二氧化碳当作对我们环境有害‘致癌物’的看法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没有一个人觉得好笑。

  就环境的关注大谈更廉价的能源和石油依赖,是目前政客们在中美洲的风行做法,这里对进化论同样存疑。但是在世界平均温度继续攀升的前提下,过度的夸夸其谈实在令人担忧。尽管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署的数据,2010年上半年的温度为史上最高,美国的三十九位国会议员把全球变暖揶揄为一场骗局或者阴谋。一群科学家组成了“快速反应团队”,以消除气候的错误信息,但这对那些不愿意改变主意的顽固政客们来说简直是对牛弹琴。

  随着世界经济继续泥潭深陷,由于其政治成本和应对污染者们的补贴和激励的代价,美国立法者们对进步的气候变化立法态度冷漠。

  目前正当最新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坎昆召开之时,美国发现自己陷入了窘境。在这个大平台上达成有意义的或者有法律约束力协议的前景正在迅速暗淡化,制止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似乎也消失在190个与会国无穷无尽的草案和争吵中。

  实际上,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直言不讳地对记者说:“没有谁指望今年在坎昆能达成什么法律性条约,当前的焦点在对核心问题的一系列决议上。”

  这与奥巴马总统大谈的绿色运动完全大相径庭。他曾经宣称要大力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到本世纪中叶减排80%,并带头建立一个国际全球变暖伙伴关系。他的目标是在未来十年内投入1500亿美元(9980亿人民币)来发展并落实“气候友好的能源供应,保护我们现有的工业基础并创造千百万个新工作机会”。到2030年还要把用于清洁能源研究的投资增加一倍,同时将对海外石油的依赖度和石油消费降低35%。他还承诺,到2025年美国25%的电力将来自可再生能源。

奥巴马政府今年未能通过其上限与交易计划,尽管当时奥巴马的民主党掌握着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因此,世界对美国在碳外交方面的领导力已经丧失信心,没有法律后盾的政治承诺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

  托德·斯特恩对此十分关切,他说:“美国低碳能源和温室气体减排完全计划的到位非常重要,我们能做到的越多,在这些讨论中的发言权就越大。”

  欧盟气候行动专员康妮·赫泽高辛辣地说:“只要美国不采取行动,其它国家都会有借口(无论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按兵不动。许多国家都会想:既然最大的发达排放国都不愿意承担起它的全球责任,我们为什么要采取行动呢?”

  美国中期选举后,民主党失去了在众议院的主导地位,国会有望促进海上钻探和核电站的建设,但与气候变化直接相关的法律依然受到阻碍。分析家们预测会有一些较小范围的法案提出,比如提高能效、可再生能源、核能、清洁煤炭技术和依靠电力或氢动力的节能汽车等等。而用于地球工程解决方式研究(比如向向大气注入硫以抵消温室气体的影响或者把碳封锁在地下空间里)的资金将大幅削减。

  “我们这些从事气候变化的研究者必须帮助公众和决策者们明白现状: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的事实,给美国和全世界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加利福尼亚科学家彼得·格雷克说,他因为在气候方面的杰出工作获得了2003年度的麦克阿瑟奖。“法律诉讼、伪科学和能源产业的宣传并不能改变气候变化的现实,但现在也有好消息:我们有经济实用的好方法可以延缓气候变化的袭击,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就这些问题进行必要的研究和教育。”

  在国际上,在气候变化上无穷无尽的拖拉已经遇到了一股政治反冲。本月初,墨西哥城的市长马赛洛·埃夫拉德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来自全世界135 个城市的市长与会。过去两年中,这个污染严重的大都市的温室气体排放猛降了4%。

  埃夫拉德不愿意坐等自上而下的命令,利用草根的行动主义力量来制订“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地方行动计划。

  “我们正在带头前进,”洛杉矶市长安东尼奥·维拉莱戈萨说,“中央政府已经逃避责任了,”但是因为城市拥有公用事业,提供关键的服务,市政法令 “可以帮助改变在能源消费上的公民行为,”他说。目前世界人口的一半居住在城市地区,但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三分之二。大型城市在全球能源生产中的比例已经占到60%,占温室气体排放的70%。市长们抱怨说,在气候政策上的国际僵局让他们无法发起由开发银行资助的全球变暖缓解计划。

“我们希望参加坎昆会议的首脑们明白,全世界的市长们决心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承诺增加财政支持,以在短期内实现那些目标。”巴黎市长贝特朗·德拉诺埃说。

  澳大利亚著名科普作家、《即将到来的大饥饿》的作者朱利安·克里布,提出引导世界各能源大国彼此竞争。他告诉中外对话:“如果中国发誓要在美国前面实现其绿色能源目标,将激起(美国的)竞争性民族主义,并让两大经济体都走上清洁能源的康庄大道。激起美国的国家自豪是平息我们所见的对气候变化的激烈否定主义一个办法,他们不愿意看见自己的国家在一场技术竞争中输掉。来自中国的挑战将让清洁和绿色成为一种国际运动,也成为一个经济和环境目标。”

  《即将到来的大饥饿》对变化气候中的未来粮食安全提出了警告,还敦促生态活动者们重视全球变暖与粮食供应之间的联系,以便“为气候争论注入活力”。

  “对于世界大多数人民来说,最容易感受到气候变化的方式就是食品短缺和物价的暴涨。尽管大气物理对普通消费者仍然有些晦涩难懂,但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克里布指出:“温度上升一两度听起来不算什么(一般人似乎也不理解其背后的意义),但面包或大米的价格翻一番则是政治家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我想中国政府明白饥饿意味着国内混乱,甚至潜在的‘革命’。”

  而这绝不会各国决策者们在坎昆会议上所讨论的那种绿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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